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个晚上，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后星火配资，开始向北大营逼近。那时，荣臻是东北军的总参谋长，他向驻守北大营的赵国屏下达了命令：“不准抵抗、不准动，把武器放进仓库，等待死亡，为国牺牲。”然而，赵国屏并没有按照这个命令行事，他没有选择束手待毙，而是带领军队奋力反抗。尽管敌人强大，赵国屏也未得到支援，只能一边战斗一边后撤。最终，他们失守北大营，赵国屏心情沉痛，痛哭了好几天，并发誓一定要为这次失败复仇。
在随后的西安事变中，赵国屏积极参与，逼迫蒋介石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。之后，他加入了中国远征军，并与越南的胡志明和武元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进入解放战争时期，蒋介石安排赵国屏带领第53军回到东北参战。
展开剩余80%1948年6月，赵国屏正在家中，突然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拜访。这位朋友并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地下工作者李书城。李书城是赵国屏的同乡和同学，也是赵家世交。她此行是受命带着一封吕正操的亲笔信，劝赵国屏起义。信中，吕正操劝说赵国屏不要再犹豫，应该“有所行动”。赵国屏一开始冷淡地问李书城：“你不怕我把你扣起来吗？”但很快，他便放松了态度，开始认真听取李书城的建议。
赵国屏早已心生起义之心，虽然他并未完全控制第53军的指挥权，但他还是承诺会配合解放军的行动。他与李书城的接触并非第一次，早在西安事变时，他就曾与我党有过接触。赵国屏深知，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，而蒋介石已经不再是他心中的希望。赵国屏对上级的命令推诿搪塞，以“保存实力”为由，始终没有完全服从。
在周福成的领导下，第53军对蒋介石表现出极强的忠诚，而周福成却未能察觉到赵国屏逐渐丧失了信心。当蒋介石命令赵国屏带领第53军增援锦州时，赵国屏本已准备好起义。然而，周福成急忙请求蒋介石改变命令，结果赵国屏的起义计划因此搁浅。
赵国屏深知，周福成对沈阳的死守已经无望，他的部队对蒋介石的忠诚越来越松动。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，赵国屏觉得时机已到，开始与李书城商量起义的方案。他决定在解放军进攻时，以节省兵力为由，迅速撤退到第二道防线，并迫使周福成下令起义。然而，由于通讯不畅，李书城未能及时与解放军取得联系。尽管如此，赵国屏依然照计划放了几枪，然后带领部队撤到了第二道防线。
10月30日，沈阳陷入危机，周福成召集部队指挥官开会。赵国屏指出，当前形势非常严峻，第一道防线已经无法守住，解放军已经逼近。周福成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，而赵国屏则坚定地表示：“我敢说这些话，是有准备的，决不怕死！”这番话令在场的王里寰感到不安，他悄悄离开会议室，显然预感到事态不妙。
赵国屏则趁机对周福成施加压力：“我内有全军支持，外有共产党的援助，你若对我不利，王师长马上就会采取行动。”周福成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，最终决定逃离沈阳。翌日，赵国屏的起义计划终于成功实现。
10月31日，周福成被解放军俘虏。在审讯中，他始终坚称自己忠诚于蒋介石，不愿为他人效命。然而，周福成在与解放军的交流中显得极为软弱，他最后也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。
沈阳战役最终于1948年11月2日胜利结束。我军歼灭了大量敌军，解放了沈阳。战后，赵国屏与朋友商议“实业救国”，他们共同筹集了1000两黄金，但不到一年便赔得一无所有。后来，李克农得知此事后，向政府申请了3000斤救济粮。
1951年，赵国屏被任命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，并长期在山西负责交通工作。尽管他在工作上成就不小，但他始终坚持不利用个人关系为子女谋取职位。赵国屏的子女中，只有两个通过国家分配进入教育行业，其余的子女都成为了普通工人。他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态度，直到1967年因病在山西太原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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